据《膳夫记》记载：“茶，古不闻食之，近晋、宋以降，吴人采其叶煮，是
为茗粥。至开元、天宝之际，稍有茶，至德、大历逐多，建中以后盛矣。”可知，唐初饮茶之风，尚限于我国东南及西南等地区。自唐太宗贞观十五年（641）文成公主下嫁吐蕃（今西藏）与赞普松赞干布结为“甥舅之好”时，文成公主带去茶和茶籽，为藏区种茶饮茶之始。唐玄宗开元年间（713~741年），唐与吐蕃设有“马市”，贞元末“回纥入朝，始驱茶马互市”。早期的“茶马互市”在西南地区是以四川与陕西两省交易为主。云南与吐蕃直接进行茶叶交易，应始于（唐）南诏，到（宋）大理国时期，又有将茶叶供给四川再与西北地区进行茶马贸易。
云南，位于中国西南边陲，地处云贵高原、青藏高原及东南亚半岛的结合部。“茶马互市”兴起之时，统治云南的（唐）南诏（738~902年）地方政权，正好处于唐王朝与吐蕃两大势力之间。据（唐）樊绰《蛮书》：“茶出银生城界诸山，散收无采造法，蒙舍蛮椒姜桂合，烹而饮之”的记载。“银生城”，为南诏时设“银生节度”，郡址银生即今景东，其所辖的范围，包括今天的思茅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一带。“蒙舍蛮”在今巍山南部，即后来统一“六诏”，建立威震西南的南诏国王室蒙氏。“椒姜桂合，烹而饮之”，是今云南彝、白、傣、爱尼、拉祜、布朗、纳西、傈僳、藏等众多少数民族的饮茶习俗。唐初，吐蕃势力已扩展到滇西北的洱海地区，唐王朝为遏制吐蕃势力，一方面使用武力，于公元707年，唐中宗李显派唐九征出征云南，毁吐蕃在洱海地区所控制的漾水、泌水二桥，并在洱海地边立纪功的“唐标铁柱”；另一方面，又支持“率种诚归，累代如此”的蒙舍诏（在六诏之南，又称“南诏”）诏主皮逻阁灭了其他“五诏”，统一了整个洱海地区，于唐开元二十六年（738年）定都太和城（今大理太和村西），建立南诏国。统一后的南诏，欲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则又与唐王朝发生矛盾，爆发了著名的“天宝之战”。战争爆发后，南诏叛唐归附吐蕃，吐蕃封南诏为“蒙国大诏”（意为兄弟之国），后降为“日东王”。后来南诏感到归附吐蕃害多利少，又迫于人心归唐的压力，欲归附唐王朝。唐德宗贞元九年（公元793年）唐与南诏举行“苍山会盟”。次年，唐王朝册封南诏王异牟寻为“云南王”，南诏又与唐重归于好。唐、南诏和吐蕃的争战与友好，均有利于茶文化的传播。据《滴露浸露》记载：居住在青藏高原的藏、蒙、回等少数民族“以其腥肉之食，非茶不消，青稞之热，非茶不解。”相传，莲花生大师为解除藏民无茶的痛苦，他像“神农尝百草，日遇七十二毒，得茶而解之”一样，最终找到一种像茶的草，藏语称作“尔吉德加”，意为“莲花宝茶”，因茶有消食去腻、止渴解酒、提神益思的康乐作用，大受牧民欢迎，至宋代已是“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”了。北方蒙、藏、回等民族，上至贵族，下至庶民饮茶成风。
中国在唐、宋时期，形成宋与辽、夏分庭对峙的局面，西南还有吐蕃与大理国割据。北宋的战马来源十分匮乏，而马对于西北的“战”与“和”、“胜”与“败”，又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，所以宋朝统治者十分重视“马政”。饮茶风气盛行，茶叶又是西北民族不可少的饮品。宋初，除官方设立的“马市”外，又有茶商“转致于西北，以致散于夷狄，其利又特厚”的经营活动。这为宋朝统治者提供了经验和启示：只有垄断西北茶利，以其所需茶叶换其所有的战马，以达到互通有无，方能保证宋朝所需的马源，又能达到控制诸蕃的目的，于是“茶马互市”制度便应运而生了。
宋代“易马”主要在陕甘宁地区，换马所需的茶也就近取于蜀（四川）。在宋英宗治平元年（1064年），当时陕西买马官薛向奏请朝廷在原、渭、德顺军三处买马场，以盐钞买马，卖马蕃客执盐钞可至秦州买马司换取蜀茶。到宋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，宋神宗又下令禁止茶商买马，川茶全部实行官家专卖，茶利统统由茶马司垄断。此时，绢帛、金银、钱币、茶货兼行的买马制度，转变为官营的“茶马互市”。据《宋史》记载：“都大提举茶马司掌榷之利，以佑邦用，凡市马于四夷，率以茶易之”。据宋代史料记载：卖茶场，从熙宁七年（1074年）至元丰八年（1085年）的10年间就多达332个。
云南与四川、广西、西藏三省山水相连，云南是“茶的故乡”，为确保四川茶叶之利，宋王朝又在滇、蜀、粤三省交界地州设立买马场。（宋）陆游在《剑南诗稿》中有：“国家一从失西陲，年年买马西南夷”的诗句，赞宋王朝与大理国“茶马互市”的情况。大理马又称“越赕驹”，据李石《续博物志》卷四记载：“马出越赕之西，若羔、细莎縻之，七步可御，日驰数百里”。宋熙宁六年（1073），“置马市于蜀之黎雅州”，向大理国买马。
从以上的史实可说明“茶马古道”，始于唐初“马市”，至宋初方有“茶马互市”，对西蕃（甘、陕）而言，是朝廷以“茶”换“（战）马”，供军队使用；对云南而言，应是民间在云南与四川、广西、西藏边境的城镇贸易，既“卖茶”，又“易马”，既有官方交易，也有民间的贸易。
二、 茶马古道的形成与线路
“茶马古道”，始于唐初的“马市”，宋为“茶马互市”。其范围应包括我国南方各主要茶产区与西北畜牧区的“茶马互市”。对云南而言，这里所谈论的茶马古道并非一开始就是马帮运茶的路线，古道沿途的马蹄印也并非都是运茶的马蹄踏出来的。茶马古道最先是借用西南古代对外交通线“蜀身毒道”的路段，诸如秦、汉直至元明时期的官道（驿站）作为贡茶道，民间的商贸之始并非仅是茶叶，而有盐、铁、丝绸等交易。（宋）周去非《岭外代答》中“蛮马之来，他货亦至”的记载，就是最好的说明。据清《光绪普洱府志》：“西蕃之用普茶，已自唐时”，（明）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有“普洱茶出普洱”的记载。是因滇茶（紧压茶）制作和销售集中在普洱府（今普洱县），“普洱茶”因地而得名，名驰海内外。茶马古道成为马帮运输茶叶的专线，应是在云南茶业贸易兴旺的明、清时期。滇茶主要产于澜沧江流域，尤以思普区（今西双版纳）的“六大茶山”（攸乐、革登、倚邦、莽枝、蛮砖、曼撒）著名，“周八百里，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”。清顺治十八年（1661年），清政府同意西藏达赖喇嘛请求，在北胜（今云南永胜）设立茶马互市。规定每匹上马换茶40斤，中马换30斤，下马换20斤。一年运往藏区的注册销量达3000担。清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10月，朝廷设思茅厅并准许征收茶捐，普洱府发出“茶引”3000引（担）。一地有茶，一地需茶，“茶马古道”不言而喻应是以普洱为中心，在云南原有民间商道或官方驿站的基础上向南北的延伸与东西延展。茶马古道贯穿云南全省，分别向西藏、昆明至四川、广西到中原及东南亚的缅、泰、越诸国发展。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独特韵味，就是在几百年前人背马驮穿越崇山峻岭的运输途中凸显出来。“茶马古道”的路线，可分为北道（贡茶道）、西道及南道，既有主、次，又有官道、商道之分，现分别论述如下：
1．北道，即“贡茶路”
北道，即由思茅至省城昆明。途经那科里、普洱、磨黑、通关、墨江、阴远、元江、青龙厂、化念、峨山、玉溪、晋宁到达昆明。云南贡茶，自清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始，“饬云南督抚派员，支库款，采买普洱茶5担运送到京，供内廷饮用”。从此形成定例，按年进贡一次。到清嘉庆元年（1796年）改为10担。其品种有普洱小茶、普洱女儿茶、普洱蕊茶、普洱茶膏等。（清）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“女儿茶”，为普洱贡茶中的一种，是装在银瓶中作贡。每年派官员支库银到思普区采办就绪后，由督辕派公差押运。清道光十八年（1838年）道光皇帝赐给“车顺号”主人例贡进士车顺来“瑞贡天朝”的匾额，这是普洱茶的最高荣誉。据（清）阮福《普洱茶记》云：“普洱茶名重天下，味最酽。京师尤重之，于二月间采蕊，极细而谓之毛尖以作贡。”贡茶征购完备后，方许民间进行采购。贡茶运至昆明检验后由差员押运，在驮运马帮的马驮子上插有“奉旨纳贡”杏黄旗，走滇黔线，经平彝（富源）胜镜关入贵州，经湖南至京城（北京）。人们将此道称为“皇家贡道”，也是商旅的通京大道。
云南与四川的古代交通，原有建昌路，即到昆明至富民→武定→马鞍山→元谋→金沙江→姜驿→黎溪→凤营山→会理→巴松→白水→德昌→禄马→西昌→礼州→泸沽→晃山→越西→黎州→荥经→雅州→邛崃→新都→双流→成都，再进入陕西或西蕃进行茶马贸易。这条道所经路段为元、明以来的驿站，路线由普洱→昆明→京城为贡茶道。茶运至昆明后，从滇东北走“蜀身毒道”的“石门道”（朱提道）、“僰道”入四川。据《滇程记》记载：经嵩明→寻甸→东川8日程。向北行4日到昭通，向北经大关至盐津共6日程，再北经筠连→高县→庆符至叙府（宜宾）6日程，总计24日程，1665里到宜宾。从宜宾可乘船沿长江而下入湖北至杭州，转“京杭大运河”到京城；或溯岷江而上经嘉州（乐山）至彭县到达成都；或至嘉州（乐山）走青衣江道，即溯青衣江而上至雅安→邛崃→成都后，再走川藏线入西藏或走川陕路到陕西进行茶马贸易等的多条通道。
2．西道，即主道
西道，是茶马古道的主线，是经思茅→那科里→普洱→西萨→景谷→按板→恩乐→者后→景东→鼠街→南涧→弥度→红岩→凤仪站入下关（大理）；或从鼠街至蒙化（巍山）、大仓入下关（大理）。到大理后一路向西行，经漾泌→太平铺→曲硐（永平）→翻博南山至杉阳，过澜沧江霁虹桥至水寨→板桥→保山→蒲骠→过怒江至坝湾，翻越高黎贡山→腾冲→和顺→九保→南甸（梁河）→干崖（盈江）→陇川。据清乾隆《腾越州志·关隘志》记载：云南入缅甸有“八关”曰：铜壁、万仞、神护、巨石、铁壁、虎踞、天马、汉龙等，各守一路要害，均有道路通缅的陆路与水路。从陇川西行10日至缅甸的勐密，再西行2日至宝井，沿伊洛瓦底江南上至缅甸古都曼德勒；再西行5日至摆古（勃国）；或入缅甸的八莫，再溯伊洛瓦底江而上，从恩梅开江、迈梅开江进入印度的阿萨姆邦，再进入不丹、尼泊尔入中国西藏的日喀则、拉萨等地。这是（唐）南诏时的“博南道”、“永昌道”，到腾冲再走“天竺道”出境，经缅甸到印度；另一路向北上经大理、喜洲、邓川、牛街（洱源）、沙溪（寺登街）、甸南、剑川、北汉场、铁桥城（丽江）；或下线从邓川、北衙、松桂、鹤庆、辛屯、九和到丽江、铁桥城、中甸（香格里拉），过金沙江到奔子栏，翻怒山丫口到德钦，入川后至芒康走川藏路，入西藏进行茶叶交易。
在西道的主线上，村镇较为集中的地段，留下昔日民间“日中为市”的集市又称“四方街”，诸如下关喜洲、寺登街（剑川）、丽江等。西线到大理后，则可经漾泌、石门（云龙）至旧州，翻怒山至瓦窑、槽涧、泸水、六库、福贡、丙中洛、出石门关至西藏的察隅县。这条路因是沿怒江峡谷行走，其海拔在1500~2500米之间,无高大雪山阻隔,可常年通行。到察隅后，可由西藏出境至缅甸，再到印度。亦可经波密至拉萨、日喀则到尼泊尔、印度；另一条从四川的雅安，经康定、理塘、巴塘，在芒康、合江、左贡、邦达、昌都、加玉、阿兰多、墨竹、工卡到拉萨、日喀则到亚东出境到尼泊尔、印度。另外云南和四川经西藏到印度的路段，还常常相互借道，如网状一般。诸如从滇北中甸、德钦的道可入四川芒康，再经“西蜀经吐蕃同天竺道”，西北还有“唐蕃古道”等。大理沿蜀身毒道中的“博南道”至保山、腾冲，出境到缅甸八莫走“天竺道”，经缅甸至印度。
3．南道，即南亚的通道南道，即对老挝、交趾（越南）、暹逻（泰国）、甘蒲（缅甸）东南亚诸国，也可出缅甸到印度、尼泊尔、不丹的国际“茶马古道”。据（宋）杨佐《云南买马记》中记载：“大云南驿前有《里堠题》，东至戍州，西至身毒国，东至交趾，东北至成都，北至大雪山，南至海上，悉著其道之详。”文中记载的“交趾”，即越南，“身毒”，即“天竺”，今印度。说明西南滇、川、藏三省与东南亚诸国直到印度早在唐宋时已有交往。元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年），大旅行家马可·波罗，受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由大都（北京）出发后到四川成都，走“清溪关道”入云南，经哈刺章（大理）、永昌（保山）、金齿（德宏）出境至甘蒲王朝（缅甸）、交趾（越南），至八百媳妇国（西双版纳）返回云南。走“步头道”（建水）至押赤（昆明），由“朱提道”经“僰道”返回大都。明、清以来由于思普地区普洱茶兴盛，这条道则成为茶叶贸易之路。据西双版纳相关的文史资料记载共有5条，即东出老挝、安南（越南）；南出缅甸、暹逻；西出缅甸、印度。即经思茅4日至车里（景洪），南行8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（景迈），又西行至老挝，西南行15日至摆古，均可乘船从海路运送京城。出境经景栋、仰光再溯伊洛瓦底江而上至印度，另普洱至勐腊，出境老挝直至越南。向南则由普洱、勐海至老挝或普洱经元江、建水至蒙自、河口到越南。从滇南出思茅、车里至国外的“茶叶之路“或茶马古道已形成，印度、缅甸、暹逻（泰国）、老挝、柬埔寨、越南等国的商人均往来西双版纳、思茅、普洱贩运茶叶。这时滇南的元江、石屏、建水、开远、蒙自等城市兴起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。经“僰道”返回大都。明、清以来由于思普地区普洱茶兴盛，这条道则成为茶叶贸易之路。据西双版纳相关的文史资料记载共有5条，即东出老挝、安南（越南）；南出缅甸、暹逻；西出缅甸、印度。即经思茅4日至车里（景洪），南行8日至八百媳妇宣慰司（景迈），又西行至老挝，西南行15日至摆古，均可乘船从海路运送京城。出境经景栋、仰光再溯伊洛瓦底江而上至印度，另普洱至勐腊，出境老挝直至越南。向南则由普洱、勐海至老挝或普洱经元江、建水至蒙自、河口到越南。从滇南出思茅、车里至国外的“茶叶之路“或茶马古道已形成，印度、缅甸、暹逻（泰国）、老挝、柬埔寨、越南等国的商人均往来西双版纳、思茅、普洱贩运茶叶。这时滇南的元江、石屏、建水、开远、蒙自等城市兴起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。建水、开远、蒙自等城市兴起，成为茶马古道上的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。
三、 茶马古道开发价值
21世纪初叶，随着现代交通更加发达，信息时代的到来，“最后的马帮”在云南的贡山消失了，清脆悦耳的马铃声变成了轰鸣的汽笛声，人们饮茶又迎来新的时代，云南、四川的茶价飚升之际，人们难免会问，茶马古道的价值何在呢？
马帮消失，古道上的遗迹也淡化了，然而茶马古道仍凸显出独特的文化，有着重要的开发价值：
其一，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古代的一条重要对外交通线，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淀。茶马古道沿线留下众多的文物古迹，而且沿途风光秀美，民俗多姿多彩，有着重要旅游价值，可开辟为新的旅游线路。如今云南省茶马古道研究会会同云南省文化、交通、旅游部门正进行精心策划。在茶马古道沿线的重要城镇立茶马古道标志碑，使茶马古道像金线吊葫芦似的，把沿途的一粒粒珍珠串起来。诸如“普洱茶乡第一镇”易武、“孔雀之乡”景洪、“普洱茶城”普洱市、“佛迹之乡”景谷、“红茶之乡”凤庆、“银生城”景东、“南诏故都”巍山、“沱茶故乡”大理、“迤西商帮”喜洲、“白族商城”鹤庆、“茶马驿站”寺登街、“世界名城”丽江、“茶马古镇”束河、“香格里拉”中甸等等，这样做既能提高各地城市的知名度，又能促进茶马古道沿线的文化保护。使茶马古道与香格里拉旅游线交相辉映，让人们更好地领略大西南的美妙神奇。
其二、如今茶为国饮，茶价飚升，给西南茶业带来新的契机。我们可遵循“政府主导、企业参与、市场运作”发展文化产业的运作原则，文商结合，在茶中注入文化，大力打造茶文化品牌，促使各地茶产业从卖茶资源到卖茶文化，再到卖品牌的转化，使茶的资源优势（含文化优势）转化为经济优势。茶是绿色食品，茶叶种植是扶贫工程，茶产业是文化产业、朝阳产业，能让茶农笑了、茶商笑了、政府也笑了，饮茶的人健康了，社会和谐了。
其三、“中国茶圣”陆羽在《茶经》中开宗明义地说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！”云南、四川有丰富的茶资源，亟待进一步的发掘，过去由于“茶”与“史”分裂，在一定程度上懂茶的人不懂史，研究史的人不研究茶，今后要发挥云南、四川茶的优势，则要使“茶”与“史”有机结合起来，从纵向到横向开展多学科开发性研究，促进茶文化的发展，使茶叶成为最佳的绿色饮品，“普洱茶成为可喝的古董，可收藏的文物”。同时，也要编撰出版有关茶马古道与茶文化的专著（含音像作品就），使之成为茶文化产业的重要部分，促进大西南茶业的腾飞。
《国际名茶专刊》第十五期 文/张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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